（二）德性法制与风险社会下的法治形态 在风险社会下，对公共风险的回应和解决必然影响到社会治理的针对性甚至基本目标的设定，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施和演绎也势必更加注重现代法治的风险治理基调，现代法治的价值回归和功能主义定位也会再度流行。

同样，有些事情如此荒谬，以致具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认为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二者共同统一于勿害他人的戒条之下。

二是美国的三级审查强度是与温斯伯里合理原则联接在一起的，即便可能包含了目的正当性的因素，也与比例原则关联不大。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合理原则涵盖了防止权利被滥用的数项规则。第二，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7]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2号（2017年）。[81]指导案例82号王碎永案和指导案例15号徐工案可谓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如果舍弃合理原则而选用比例原则，也就无所谓目的正当性保留在合理原则的问题了。对于非干预公民权利的行政案件，虽然适用比例原则和合理原则的结果差异可能不大，但比例原则提供了一种更为有序的方法论，[80]而合理原则之如此荒诞以至于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持这种观点的审查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仍须借助比例原则加以客观化。由此，关注中国现实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就必须关注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基本事实。

五、结语 现代社会创造着越来越发达的文明，却也使人类已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的社会治理应以风险社会的到来为契机，以现代法治的运营规律和社会演进的现实要求为观察坐标，把法治实践中的法制德性建设作为要义，推动法治理念与法律制度在总体和具体层面上更新或变革。从风险社会治理的现实看，制定具有灵活性和弹性化的法律规范可能给重大风险的应急和处理带来更为可期的良好效果。就此来说，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单位模式消解，社会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保持分化，社会转型既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产生与酝酿社会风险的过程。

（6）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社群的存续。因此，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

坚持行政合理性和应急性为风险社会中公共应急法制体系的建设凝聚了相应的价值基础，也是在危机管理中奉行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风险社会治理应当重视立法的过程性与民主性，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科技化和科学理性的过度张扬使政治机构加强了决策的科学论证，过多的工具理性被用于政治决策又容易产生更多新的社会风险。这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人类最原初的法治形态并不具备现代法治所蕴含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良法之治等德性内涵。再次，风险社会治理促使法律对公平、秩序、自由和效率等价值具有选择倾向性。

这要求立法必然要以科学性为根本的目标性准则，并在对立法科学性的寻求上力求尊重和体现风险规制的客观规律。例如，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先进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包含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相机适用的理念，以实现优势互补：对于规则监管而言，监管对象的行为模式明确清晰，哪些行为该为或不该为均是确定无疑的，但它缺乏激励机制，反而限制了监管对象的创新行为，而原则监管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还为受监管对象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的空间，有利于监管对象的发展壮大。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势下，科学理性的过度张扬和把工业化危害作为现代化副作用合法化的做法，使得人们试图从控制思维寻求治理办法的努力归于失败， 而面对各类不确定风险的迅速增多，政府和市场中各类主体积极采取的各种所谓措施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危机。

在中国古代法家的主张中，法律被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垂法而治治民无常，唯以法治的思想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形态的法治。不仅如此，在应对现代社会复杂多面的各种风险过程中，重视软法或促进型法的兴起也是搭建法律整体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桥梁的重要方式。

第四，维护司法处断案件的终局性。第一，加强法律调整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

例如，在对重大交通或生产事故风险进行法律规制时，基于对侵权法的经济学分析会要求法律活动考虑相关的成本与效益问题，以效率而不是严格公平的价值倾向性来设定预防事故的激励机制，在实际的案件处理时，法律也倾向于根据效率标准把其活动最能影响到事故发生的当事人作为事故伤害成本的主要承担人。法治政府重塑了政府和社会的新型关系，社会转型治理的复杂性、风险规制的适时性和能动性也要求，风险社会的法治实施需要把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性价值充分发掘出来。风险社会促进了现代法治运营形态的进一步转换，不仅使法律的自身品质与价值理念接受着相应的锻造，也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一改故辙，社会治理更加倚仗法制运行的德性。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表明，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具备更为丰富的德性要素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方式。职是之故，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等有意识地把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处理和化解落实到风险治理要求的法治思维、原则运用和技术操作层面，从中国社会治理和法治实践的现实出发，通过提升或重塑法律制度的德性要素，为实现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提供可靠的法治化路径。基于法律明晰性的规则之治和基于法律指引性的原则之治能够相机适用，不仅可以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情况而跟进不断出现的新形态危机，也可以促使法律在现代风险的多重属性面前保持与外界的资源沟通，维护法律调整的整体意义。

其次，风险社会治理需要法律能够在规则明晰性基础上迈向更多的原则指引性。在现代社会，法律应当具有明晰性、一致性，而不是相互矛盾或含混不清，是法律制度在规范上或逻辑上的重要价值。

因此，相较于危险，风险具有人为性、现代性、内生性、不确定性和系统性等特点。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就是把能够预防和化解现代风险的法律及其原则作为制度建设、改革和运行的基础与理念，在风险预测、应急、处理、解决与救济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相关的法制德性。

与传统法治或现代法治的一般要义有所不同，风险社会下的现代法治显然更针对或聚焦于风险社会的特性，追求能够有利于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的德性法制。例如，富勒提出了关于法律道德性的要求也是法制的德性要素，这些德性要素已被奉为法治的基本原则。

3. 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应急性 在风险社会下，政府及其执法活动是对社会风险最具能动性的处断组织和程序，风险社会的治理也已然使行政管理在严格依法而为的基础上朝着更具合理性和应急性的方向发展。据此而论，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更强调德性法制，且对现代法治的法制德性提出了更高、更完善的要求，现代法治需要在法制德性的更多层面上有所提升、发展和创新，以能够科学合理地回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目前中国的环境法和生态文明法制建设也正体现着这种嬗变。2. 立法的过程性与民主性 现代社会的立法是一种具有过程性的活动，且必须坚持民主性的原则。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加快的条件下，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持续深入，不仅表现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也表现出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更为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运行的趋势，伴之而来的也是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不断增多。作为法的统治的法治已体现了现代法治与一般法制之间的重要区别，它肯定了法律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特别强调法律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与限制，要求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而仅有法制却不一定具备这样的要求。

可以说，从社会治理的当下现实出发，以积极应对风险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为觉醒，有意识地针对各类社会风险做出回应，从根本上建立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密切链接和有机勾连，进一步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运行轨道，变单纯的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并实现社会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提升，是中国风险社会治理要着力完成的目标性任务。（一）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和特征 从理论上看，要理解风险社会及其深刻性问题，必须先要理解风险作为关键词所具有的重要内涵。

这些社会危机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推入了一种布满风险的场域，无疑也给国家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氛围下，关于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的判断业已突显出来。

在社会治理领域，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要以覆盖更多的社会空间为指向，而只依靠法律的国家创制就难以自足。杨知文，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法学》2021年第4期 进入专题： 风险社会 法治化治理 现代法治 德性法制 。就此来说，风险社会的治理要重视对现代法治的践行和实施，更需要在准则层面保持对法制德性问题的持续性回应。随着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法律责任的分配与承担也必然发生较大的变化。

这就要求司法活动在恪守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完满承担司法职责，增强法院案件审理对社会风险的处断和消解作用，为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当风险出现带来纠纷时，司法得到人们更多的期待，社会公众越来越倾向于向法院寻求纠纷的解决办法。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治理和社会秩序重塑对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显著地影响着法律自身特性和理念的转换，也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无可回避地一改故辙，走向回应现代风险治理的变更之路。第三，注重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性。

如果固执于传统的法治目标和价值理念， 就不能胜任或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在这种背景下，借助风险社会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审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公共风险问题，并以之思考社会法治化治理及有关的制度建构事宜，显然具有重要的法学理论意义和法治实践价值。

(责任编辑：舒淇)